今年是指揮家嚴良堃誕辰100周年，社會各界舉辦了一系列紀念嚴先生的活動。從1999年嚴先生蒞臨華中師大指導我指揮《黃河大合唱》開始，至2007年，我作為他的博士研究生畢業(yè)，一直到2017年他離世，這二十余年的時光里，嚴老師一直悉心教誨，培養(yǎng)、關注、指引著我的音樂藝術成長。嚴老師的教導始于最標準、最學院派、最基礎的指揮技法，同時又超越性地引導指揮藝術，創(chuàng)造性地呈現(xiàn)音樂。他特地為我制定了詳盡的教學大綱，親自書寫教學目標和內(nèi)容，甚至贈予身為學生的我音響設備與音視頻資料。嚴老師嚴謹?shù)乃囆g觀、人文情懷以及音樂美學思維，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中，銘刻在心。

每一次我去北京上課或嚴老師到武漢上課，無論是一同享音樂、品茶，或是閑聊，都成為了他教育我的一部分。即使我們一同散步或共進晚餐，他也在“潤物細無聲”地影響著我，因為他會不斷地引導我對音樂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嚴老師傳授給我的不僅僅是指揮技巧。實際上，他的音樂理念、音樂思維，乃至他整體的音樂美學追求，更是對我產(chǎn)生深遠影響。

紅色革命人文精神的真摯表現(xiàn)

當我們回顧嚴老師指揮近千場《黃河大合唱》時，我們應該思考，為什么嚴老師選擇了這部作品，而不是其他？我認為，嚴老師選擇《黃河大合唱》的核心就是植根于心的紅色基因，他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了中國紅色革命人文精神的共鳴。他的音樂深刻地表達了這一精神，因此他的《黃河大合唱》充溢著真摯的情感，是一種真誠而自然的流露，這是令無數(shù)中國人感動的。他指揮的“保衛(wèi)黃河”中的那段卡農(nóng)和“怒吼吧！黃河”的賦格段，就充分體現(xiàn)出鮮明的排山倒海式的革命氣魄，充滿了深刻的革命情感，可以說，《黃河大合唱》最集中地展現(xiàn)了嚴老師的紅色革命人文精神。

在我與嚴老師的學習時光中，他高尚的品格和師德就如一束光，溫暖著我，照亮我前行。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嚴老師決定接收我為學生時和我“約法三章”：一、不交學費；二、不許給老師送禮（哪怕一件襯衣，也被拒）；三、和老師一同用餐不許付錢。嚴老師常常教導我，要學“真本事”，而不是學“虛名”。他曾非常樸實地告訴我，為什么要教我：“作為合唱指揮和一個大學老師，你要將自己的藝術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彼�說：“假如有一天你有所出息，就為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做一點事情，那就夠了。”這正是紅色革命人文精神所鑄就的高尚品格，也是一種民族文化精神傳承的使命擔當。

融合紅色革命音樂范式

與西方古典音樂思維

嚴老師擁有厚實的西方古典藝術思維與音樂基礎。這與他跟隨冼星海老師的學習經(jīng)歷，以及后來在青木關音樂學院和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的學習有關。嚴老師給我上的第一堂指揮課的作品就是亨德爾的清唱劇《彌賽亞》。老師為我度身定制的整個指揮課程（2001-2007年）中西貫通，特別是以西方古典合唱經(jīng)典作品為基礎。從文藝復興“聲樂復調(diào)”到巴洛克清唱劇，從古典樂派到浪漫樂派，直至印象派音樂，從莫扎特的《安魂曲》、福列的《安魂曲》、威爾第的《安魂曲》到布里頓《戰(zhàn)爭安魂曲》，還有海頓清唱劇《四季》、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合唱”》、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柏遼茲《幻想交響曲》、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和《第一鋼琴協(xié)奏曲》以及拉赫瑪尼諾夫的《晚禱》等。后期，嚴老師還為我講解介紹了現(xiàn)代音樂和當代合唱作品，并分享了他對當代合唱音樂的現(xiàn)代作曲技法和表現(xiàn)手法的獨特見解。嚴老師對西方古典音樂的深入研究和洞察力是常人所未見的。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探討了“西方古典合唱的和諧與崇高”的美學特征。正是西方古典音樂的人文修養(yǎng)，以其視域賦予了嚴老師對紅色革命音樂作品獨特的藝術審美和呈現(xiàn)范式。

在我們傳承《黃河大合唱》時，那些看似“普通”“樸素”甚至“不經(jīng)意”的處理，都是嚴老師深思和推敲的結果。他曾經(jīng)與我詳細詮釋了宏觀層面上《黃河大合唱》的結構、音樂內(nèi)核，以及微觀層面上的自由節(jié)奏（rubato）、漸慢（rita）等藝術處理，以及語言與音樂、朗誦與音樂節(jié)奏之間的相關性�？梢哉f，嚴老師對音樂的精確處理和深入設計，反映出他深邃的音樂哲學思維。

他鼓勵學生探索作品的多種理解、演繹和個人表達。他常常要求我對一個樂句提供三種以上不同的處理方式，從而認識音樂藝術呈現(xiàn)與作品之間的多種可能性，然后從中選擇我認為最佳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音樂表達。他為學生塑造了一種重要的音樂哲學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對我20年來的舞臺指揮與合唱藝術表達，對我在大學合唱指揮教學中，自我提升音樂思維和敏銳度都起著巨大作用，是無價的藝術源泉。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嚴老師音樂處理的細致和精心設計，都源于他音樂哲學中的思辨性。這種思辨性并非憑空出現(xiàn)，而是他多年的西方古典音樂實踐的結果。

嚴老師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他的合唱音樂思維理念和紅色革命合唱范式，深深地影響了眾多作曲家、指揮家和合唱團隊，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合唱。

構建中國民族合唱音樂美學觀

在20世紀，嚴老師與中央樂團合唱團（中國交響樂團合唱團前身）一起推動了一次次民歌合唱、中國合唱強勁發(fā)展的高峰，成為20世紀中國合唱音樂的標志，對中國合唱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

嚴老師說，我們的合唱藝術應該“站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高地上”。在我跟隨嚴老師學習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他特別關注中國合唱的歌唱語言和音色變化與選擇，老師對語言與人聲音色的敏感和理解是驚人的。特別是他在20世紀原中央樂團合唱團的訓練和演出中，強調(diào)歌唱語言與人聲音色變化與融合，使之達到一個輝煌的藝術高峰。嚴老師在歌唱、語言和色彩選擇方面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為了凸顯中國民歌合唱的特色，他強調(diào)男高音的音色應該明與暗，陽剛與柔美結合。這一審美特點對后來中國合唱的發(fā)展，尤其是在民歌合唱領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在西方音樂引入中國的20世紀，嚴老師能夠在借鑒西方古典音樂美學觀的基礎上，走出一條符合中國民族合唱音樂風格和民族音樂美學觀的路。這對20世紀中國合唱和民族音樂的發(fā)展是功不可沒的。

綜上所述，嚴老師的藝術道路是堅定的。他構建了紅色革命音樂范式，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藝術標志，還代表著一種紅色革命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奕奕生輝，感染并影響著我輩后人。嚴老師的音樂視野是開放、包容、多元的，他對西方古典合唱音樂的和諧美學和聲音融合有著深刻的理解。同時，嚴老師充分挖掘、弘揚了中國民族音樂，并確立了中國民族合唱音樂風格和民族音樂美學觀，為中國民族音樂的弘揚和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需要做的，是認真學習嚴老師高尚的人格，傳承和發(fā)揚他多元崇高的音樂美學品格，繼續(xù)推進和發(fā)展中國民族音樂和中國合唱藝術，使二者達到更高的水平，讓嚴老師的精神永續(xù)千秋。

來源：音樂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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