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西方音樂對中國近代傳統(tǒng)音樂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西方音樂的沖擊下，我國傳統(tǒng)音樂的劇烈變革已然不可避免……

　　中國音樂歷經數千年的發(fā)展，它的博大精深和所達到的高度成就都是極其輝煌燦爛的。然而至明清以降，由于小農經濟這一落后的生產方式和封建政治體制的束縛，中國音樂文化建設的速度和規(guī)模受到極大的阻礙。

　　1904年，竹莊在其《論音樂之關系》一文中指出：

　　吾國古時，音樂如此之盛，而后世竟失其傳。純粹之古歌、樂符，竟為小曲、彈詞所奪。古雅之琴瑟，竟為琵琶、胡琴所奪。

　　其實，古歌、樂府、琴瑟等雅樂失傳，實乃其自身生命力枯竭所致；而文人琴曲、琴譜、琴家及琴論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仍活躍于文人雅集之中，與琵琶、胡琴等民間俗樂并行發(fā)展。

　　即使是某些古歌確已失傳，亦非小曲、彈詞之過，而是別有原因。例如作為古歌之一的宋代詞樂及至近世早已僅有詞牌、詞調而無其樂。梁啟超1905年發(fā)表《中國詩樂之遷變與戲曲發(fā)展之關系·跋》一文，對文人詩樂之詩存樂失極為傷情：

　　士夫之文采風流者，僅能為“目的詩”，至若“耳的詩”，雖欲從事，其道末由。

　　所謂“目的詩”，說的是只供看和閱讀的詩；所謂“耳的詩”，說的是可供聽的詩。由唐而起，至宋鼎盛的所謂“文人詞”，原本都是詞曲俱備、耳目兼饗的，所以才有“按曲填詞”之說；然及至明清以降，文人詩樂漸由詩樂分離終至詩存樂失，“按曲填詞”亦便成了“按格填詞”�！霸娫~格律”從此格存而律亡、詞存而樂亡，這便是中國文人傳統(tǒng)中注重詩詞的文學性而鄙棄其音樂性所造成的惡果。

　　到了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國傳統(tǒng)音樂及其傳承者的生存環(huán)境日趨嚴峻，其命運岌岌可危。除了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文化傳承中生命輪轉、自然淘汰法則的共同作用之外，另一個重大原因便是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長期停滯、封建統(tǒng)治者對音樂文化的極度輕視、文人雅士對民間俗樂的極度鄙視以及國家在整體上陷入內憂外患使然也。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二胡大師瞎子阿炳及其不朽名作《二泉映月》——若非50年代初楊蔭瀏、曹安和及時搶錄記譜，其樂其譜亦隨其人之逝世而被默默無聞地湮沒在歷史塵封之中了。

　　在傳統(tǒng)音樂四大類中，除去宮廷雅樂僅在皇家祭祀場所出現、實際上名存實亡之外，文人音樂、宗教音樂以及民間音樂中的民歌、戲曲、說唱、民間器樂和歌舞音樂仍在按照自身傳承和演進的規(guī)律而自發(fā)地生存繁衍著，這不僅是因為我國傳統(tǒng)音樂自身的頑強生命力，也是因為廣大民間音樂家的執(zhí)著堅守，同時也因為邊遠少數民族地區(qū)較少受到當時政治經濟變革的影響，

　　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民眾審美情趣的需要，一些民間音樂的新歌種、新樂種、新劇種和大量新劇目、新作品的出現，也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這棵極富生命力的參天大樹上增添嫩枝、綻放新花。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根植于農耕文明之中的我國傳統(tǒng)音樂，在當時的世界樂壇格局中，在整體上落后于根植于工業(yè)文明之上的西方藝術音樂。特別是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急需調動一切資源以開啟民智、凝聚民心、激勵民氣以挽救國破家亡之際，我國傳統(tǒng)音樂現實樣態(tài)的羸弱已經無法承擔起如此莊嚴而重大的使命。

　　在西方藝術音樂的強大沖擊下，我國傳統(tǒng)音樂的劇烈變革與戰(zhàn)略轉型已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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