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李西安先生：“中國新潮音樂教頭”

　　六月初，我突然覺得離死神很近，因為接連聽到了三個死訊：第一個是我在布達佩斯家樓上的一位老鄰居病逝，電梯門上貼出了下周舉行葬禮的通知，雖然我跟這位臥床多年的老人沒有見過幾面，但按照當地人的習慣，鄰居的葬禮還是要能去就去。第二個也是鄰居，四十歲出頭，就住我隔壁的維克多，4日下午女友下班回來，發(fā)現他在家中自殺。維克多是個安靜的小個子，喜歡種花養(yǎng)草，經常到我家窗前幫助澆花。當天傍晚，兩輛警車停到樓下，五個身穿深藍色制服的警察在懸廊上警戒，并挨家挨戶叩門調查，另有三名穿白色隔離衣的刑警或法醫(yī)在屋里忙碌�，F場勘查一直持續(xù)到凌晨三點，拍照的閃光燈透過敞開的屋門投進黑夜，如密集的閃電照亮無眠的庭院……李西安 1937-2020第三個是聞知李西安老師去世。微信里，我看到中國音樂學院的大師姐蕭梅轉了謝嘉辛老師寫的一篇回憶老院長的文章，才知83歲的李西安先生于6月4日22時在京病逝。這個噩耗讓我難過了好久，也使我陷入年輕時的回憶。

　　作者：余澤民（本文作者為旅匈作家、翻譯家，北二外歐洲學院特聘講座教授）

　　“新潮”音樂由他命名李老師不僅是融匯中西的作曲家，推動中國音樂發(fā)展的音樂理論家，他還是眼界寬闊、思想解放的教育家、音樂改革的弄潮者，被媒體稱為“中國新潮音樂教頭”……那么“新潮音樂”指什么？指的就是譚盾、瞿小松、葉小剛、郭文景、陳其鋼、黃安倫、何訓田、周龍、陳怡等的音樂實踐，如今，這個天才的音樂群體已將中國音樂帶到世界舞臺，李西安不僅是他們中許多人的伯樂，更是這個群體背后的推手，而“新潮”音樂就是由他命名的。

　　李西安與譚盾（后排左二）、金鐵霖（左三）、瞿小松（后排右一）及華夏室內樂團赴紐約演出。

　　上世紀80年代是解放思想的年代，是理想主義泛濫并充滿一切可能的年代，是中國人重新認知世界并重新為自己定位的年代，現在回頭看李西安當年發(fā)表的《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中國音樂的新浪潮》和《中國音樂的大趨勢》，欽佩他是一位預言家。1985年的6月，他就在一次演講中總結了中國音樂發(fā)展的十大趨勢，三十多年過去，幾乎都被他說中了。

　　李西安老師生前擔任過的職位很多，如中國音樂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人民音樂》主編、《中國音樂》主編、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學術委員、華夏室內樂團藝術總監(jiān)、香港中樂團和新加坡華樂團的藝術顧問……對我個人來講，意義最大的是他當了11年的那個“院長”。在李西安老師漫長的音樂教育生涯里，我只是他滿天下的桃李中一個既半路出家，又半路出走的“后生”，我未能沿著他當初的期望走到底，但是反過來說，他對我來說意義很大，因為正是他當年踐行的音樂教育改革給了我棄醫(yī)從藝的機會，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歡迎你來學校幫助建設新學科”

　　我是1989年北京醫(y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yī)學部）臨床醫(yī)學系的應屆畢業(yè)生。記得1988年秋天的一個周末上午，我從一個家住大北窯的朋友那里騎車出來，準備回櫻花園的學生宿舍，因為我當時正在中日友好醫(yī)院做臨床實習。路過農展館時，看到那里人山人海，從大門口拉起的巨大橫幅上才知，那里正在為應屆大學生舉辦供需見面會。其實，我對自己畢業(yè)后的方向已經想好，準備報考北醫(yī)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現北醫(yī)六院的前身）的研究生，為此我還特意在三個月的“小學期”里選擇去精研所做“科研實習”。當時我熱衷于讀弗洛伊德、榮格、弗洛姆、伯格森和金賽，認定21世紀的醫(yī)學將是心理學的世紀；另外，我還有一個揣在心里說不出口的原因：我覺得心理學更貼近文學，要知道，大學時代的我是個典型的文學青年……萬一研究生沒考上，我就選一家附屬醫(yī)院當醫(yī)生，內科外科無所謂……現在回想，人的一生是由無數巧合串成的，或者說，在每個人的背后都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推著。要不是那一天的前晚我碰巧住到了朋友家，碰巧又在那天上午騎車經過農展館，碰巧被在路邊等人的徐琛拉進了展廳，碰巧在人山人海的展廳里遇到被分在北大醫(yī)院實習的徐易京，他又碰巧順嘴跟我說：上午有兩位“美院來的教授”到北大醫(yī)院招研究生，當時大家都推薦我，因為都知道我有美術特長；而且巧上加巧，我碰巧那晚去北醫(yī)本部跳舞，碰巧遇到也接待過那兩位教授的衛(wèi)生系輔導員趙建明，于是我要來了聯系電話，半夜三更趕到了杜義芳老師家……假如沒有這一系列的“碰巧”，或許我過的會是一種按部就班的人生。

　　上世紀80年代末的藍靛廠還是農村，我騎著一輛鏈子生銹的“二八男車”沿著田間顛簸的泥路來到空軍指揮學院，杜義芳教授已經笑瞇瞇地等在大門口；當時已是夜里10點。跟她聊了幾句才發(fā)現，我得到的信息不準確！杜老師并非來自美院，而是音樂學院，當時我就失望地打退堂鼓，因為我雖然在北醫(yī)上過吉他班，能彈《致愛麗絲》、《西班牙舞曲》等幾首好聽得落俗的吉他曲，但我只知簡譜，不識五線譜，去考音樂學院研究生豈不是笑話？！然而杜老師三句兩句就穩(wěn)住了我，我第一次聽到李西安這個名字，就是從她嘴里。

　　杜老師近六旬，身材矮胖，笑容可掬，態(tài)度誠懇熱情，說起話來像是演講，眉飛色舞，思維奔逸。她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學生地下黨，年輕時上過藝術學校，后來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班，當時在中國音樂學院講哲學和美學。她告訴我說，他們的院長李西安很有遠見和魄力，倡導“在古老的傳統和現代的新學科之間，構筑一個巨大發(fā)展空間”的辦學方針，支持學校新增設了音樂教育、音樂治療、藝術管理、藝術心理等幾個跨學科專業(yè)。白天，和她一起去北醫(yī)的張鴻懿教授就是國內音樂治療學的創(chuàng)始者，她倆為了招生已經跑了全國好幾所醫(yī)科大學和醫(yī)院。她還說，這些專業(yè)有的只招本科生，有的只招大專生，只有她申請的藝術心理學專業(yè)獲得國家批準，可以招碩士生，她和琵琶大師劉德海先生任專業(yè)導師……我向她說了我的顧慮，她安慰我說，她想招的正是我這種既有醫(yī)學底子，對心理學感興趣，并有藝術素養(yǎng)的人，只要我能考進去，她會為我安排各種藝術課程，音樂、美術、電影、舞蹈等各個藝術分支都要接觸，并說這個專業(yè)在國外也是新生事物，她希望能跟未來的學生一起搭建中國的藝術心理學框架……總之，杜老師的一席話把我的心說動了，告辭的時候已是凌晨，我在黑暗中用力蹬車，車在坑洼的土路上顛簸，“除了鈴不響，剩下哪兒都響”，但我心里興奮不已。

　　第二天，我跟張鴻懿老師也通了電話，她支持我報藝術心理專業(yè)，并用鼓勵的語氣跟我開玩笑說，若不是她的音樂治療專業(yè)只能招大專班，不然她會跟杜老師搶我的。她也提到了李西安，說李老師會全力支持新學科的發(fā)展……當時我并不清楚她就是李老師的夫人。當天下午研究生報名就結束了，我跟溫冰一起趕到地質大學的報名點。溫冰不僅學過素描和油畫，還有一副好嗓子，不過他后來改變了主意。許多年后我跟他說，他幸好沒有跳槽，不然中國整形外科就缺少了一把“金刀”，現在溫冰是北大醫(yī)院的燒傷科主任。

　　報名后，我一邊在中日友好醫(yī)院實習，一邊惡補藝術課，學五線譜，做節(jié)奏訓練，突擊閱讀了一大批心理學和美學專著。1989年2月，“中國院”的專業(yè)考場設在恭王府一間昏暗的側殿里。杜老師特意叫我早去了一會兒，并引見李西安、謝大京這兩位正副院長，那是我第一次見李老師。他長發(fā)斜分，指間夾著一根還沒點的煙卷，穿深藍色的筆挺西裝，白色襯衫，沒打領帶，戴一副秀郎鏡，有一股我在那之前從未直面過的藝術范兒。李老師的嗓音低沉沙啞，聲調不高，雖然語速較慢，但也需要專注才能夠聽清。他說他已經了解了我的情況，期待我能通過考試，“歡迎你來學校幫助建設新學科”，這句原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幫助”這詞很讓我鼓舞，我當然懂他的寄予，想來我是這個專業(yè)設立后的第一批考生。

　　中國院，一段彩虹般的記憶考試順利，秋天我接到了錄取通知。當時“中國院”已搬到葦子坑的新校址，聽學校老師講，最初討論方案時，李老師提出前院“蠻荒時代”、中院“高山流水”、東院“竹林深處”的設想，可惜未能實現。李西安夫婦就住在學校對面的絲竹園小區(qū)，我常去拜訪。

　　進到“中國院”后，我成了一個挺扎眼的異類，燙爆炸式頭，穿時髦的衣裳，校園舞會場場都去，大家說我“比搞藝術的更像搞藝術的”，我不知這話是褒是貶。大家都知道我是學醫(yī)出身，有個頭疼腦熱常來找我，我成了“校醫(yī)室的義務值班員”，但我享受這個“異類”身份。杜老師給我安排的課程很豐富，除了學孟昭蘭教授的基礎心理學和情緒心理學外，還跟中央戲劇學院的表演系教授學習舞臺表演心理，跟體院的老師學運動心理，我還去北京藝術研究所上過資華筠的舞蹈動態(tài)學課，去電影學院聽各種講座，她本人給我們講藝術心理。杜老師又請葛德月教授教我鋼琴，劉德海先生講中國音樂美學，知道我愛畫畫，于是送我到解放軍藝術學院跟劉大為先生學過一陣子工筆畫。我需要補的基礎樂理、視唱練耳課，則是跟張鴻懿老師的弟子們一起上，因此跟音樂治療班的學生混得很熟，經常一起去張老師家。張老師很熱情，經常備好飯菜給我們“打牙祭”，我們則把她家吵得天翻地覆。這種時候，李院長會躲到隔壁的房間忙自己的事，但偶爾也會從廚房端給我們兩道小菜，噓寒問暖。他說話總是嗓音嘶啞，慢條斯理，一副長者關心晚輩的慈祥。

　　在音樂學院，我交了一堆新朋友，比如楊紅、楊曙光、蕭梅、姚藝君、趙塔里木、李方元、劉勇、沈誠、吳鵬飛、苗建華等，現在他們都成了中國音樂界的主力�！爸袊�院”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段彩虹般的絢爛記憶，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1991年秋天，我決定出國闖蕩，杜老師雖然不舍，但很理解，也知道我決心已下，很難攔住。啟程前的那天下午，我去“中國院”跟李院長夫婦告別。張鴻懿老師說，搞新學科的就需要放寬眼界，出去看看別人是怎么做的，并將幾位搞音樂治療的歐洲專家信息抄在一張紙上，叫我?guī)е�，找機會跟他們取得聯系，還硬塞給我一個信封，里面裝了兩百美金，叫我一定收下，說這是她跟李老師的心意。李西安老師則意味深長地叮囑：“既然決定出去闖，那就闖出點眉目再回來……”

　　本文作者1991年10月15日出國前回中國音樂學院道別當時，我是乘西伯利亞國際列車去的匈牙利，穿過蒙古、俄羅斯和烏克蘭，總共顛簸了一個星期，一路險象環(huán)生，一言難盡。說來也巧，同車赴匈的還有“中國院”的項祖華教授和他的弟子李玲玲，他倆去匈牙利參加國際揚琴大會。

　　人一旦出國，就像潑出去的水，明天的事情難以預料。我來到匈牙利后，過了許多年漂泊的日子，偶然闖入了匈牙利的文學圈，最終走上了文學的路。從2002年翻譯諾獎得主凱爾泰斯的作品開始，我一步步將文學翻譯當成了主業(yè)，并且還穿插寫自己的書。2005年，我作為翻譯接待了來匈參加“布達佩斯春天藝術節(jié)”的新加坡華樂團，令我興奮的是，團里有好幾位樂手都是“中國院”校友，其中有首席二胡李寶順。我們聊到母校，自然會聊到李西安，他們告訴我李老師始終致力于中國民樂走向世界，他親自擔任他們樂團的藝術顧問。那次，新加坡華樂團在多瑙河邊的音樂宮里演奏了譚盾的《火祭》，音樂中我看到李老師瘦削而堅定的身影。雖然他的人生并不如我們希望的那么平坦，但他從未放棄，始終積極地行動，將自己一生的熱情和精力都給了中國音樂。

　　我回國的時候，多次去到李老師家探望，帶去我的新書，交流彼此的生活。他倆從來沒因我“棄藝從文”感到遺憾，總是安慰我說，文學和藝術本來就是一家。的確，無論在寫作還是翻譯上，我在醫(yī)學院和音樂學院學到的知識都能派上用場。

　　2012年作者于端午節(jié)看望李西安夫婦，左起：余澤民、李西安、張鴻懿（抱著作者的女兒米拉）、艾麗卡。

　　張鴻懿老師是前年春天走的，現在李西安老師也離開了我們。他的去世喚醒了我深埋的許多斷續(xù)的記憶，忽然，我想起當年在“中國院”學鋼琴時彈過的一首李老師譜寫的、民族風格的練習曲，曲名我忘了，當時用的還是藍色油印、紙張脆黃的簡陋樂譜，但那春風楊柳、行云流水的旋律在我的腦子里漸漸變得清晰……相關閱讀：一個人的音樂夢想李西安如是說“我在一條漫長的峽谷中久久地徘徊。左面是一座高高的山，右面也是一座高高的山。在迷茫中我失去了路向。

　　我期待著一棵火炬，照亮我的腳下，引導我走出這大峽谷。

　　當我們走出這峽谷的時候，迎接我們的就是中國音樂的世界高峰，就是東方音樂的復興。而引導我們走出大峽谷的，就是理念的、悟性的火炬�！�

　　“世界上只有播種者最懂得花的芳香和果實的甘美，然而最細心的人也難免在無意中碰掉一朵花蕾或踩折一棵幼芽。園丁們，要小心�。　保� 注：1980年“文革”后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的考試中，一位“文革”中自學成才，當時已經以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女孩》、歌劇《花神》等作品紅極一時的年輕作曲家黃安倫，因為和聲題沒做完被抄卷而未錄取，引起很多老師的惋惜和不平。李西安得知此事后，在報紙上撰文《未來屬于年輕一代——從黃安倫的幾首新作談起》，在評述黃安倫的作品之后，結尾有這樣一段話，針鋒相對地批評了學校招生工作中的僵化、保守。）

　　“建立中國音樂博物館；恢復中國音樂的歷史長廊，收集、挖掘、搶救留存的歷代音樂作品，并付諸音響；創(chuàng)辦中國民族音樂節(jié)；建立全國性的和地區(qū)性的民族音樂研究中心；加強國民音樂教育，特別是中小學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教育，使孩子們從小就種下熱愛民族音樂的種子……這是關系我國民族音樂事業(yè)發(fā)展的百年大計，也是在我國建樹和發(fā)展民族音樂學十分重要的基礎建設工程，我們愿意為此而努力奮斗……”

　　“在我國要不要建立以民族音樂為基礎的中國音樂教育體系，走自己的路。研究這個問題，求得正確的認識，不僅關系到中國音樂學院的前途，也關系到中國音樂教育總體結構的改革。

　　“譚盾就是譚盾！”——李西安與第五代作曲家的不解之緣自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譚盾等眾多第五代作曲家踏入大學門檻時起，李西安教授就和他們結下了不解之緣。那年全國有4萬人報考中央音樂學院，光是上海考區(qū)報考作曲專業(yè)者就有400多人。當時任教于中央音樂學院的李西安和另一位老師被派到上海負責作曲專業(yè)的招生工作。兩人連續(xù)三天夜以繼日地閱卷，唯恐錯漏了一位人才。原本從上海擬招收譚盾、陳其鋼、葉小綱和胡詠言等人，但誰也沒想到在錄取工作中出現了一個插曲。譚盾的專業(yè)雖然考得很好，但由于體檢前一時疏忽喝了牛奶而導致尿檢不合格，因而接到的通知是“不予錄取”。李西安深知這個小小的差錯完全可能改變人的命運，他急忙去找學校有關的各個部門說明真實情況。但醫(yī)務室的一位大夫說：“如果他是陳景潤，我就天天陪他去看病，可惜他不是。”不是先知但卻愛才心切的李西安這樣回答他：“譚盾就是譚盾！他考得不錯，就應該錄取�！苯涍^李西安的不懈努力，同時在校方的支持下，譚盾經再次體檢合格后，終于邁進了中央音樂學院。當然，譚盾后來之所以能夠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作曲家，是由于他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并具備敏銳的洞察力、相當深厚的民族民間音樂基礎以及獨特的思想和突出的創(chuàng)造才能。不過，當年李西安老師的慧眼獨具和據理力爭，的確給譚盾日后的成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起點，至少使他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少走了許多艱難崎嶇的彎路。

　　1980年中國音樂學院復建，李西安來到該院作曲系工作，因此并沒有親自教過譚盾和他的同學們。但他一直在關注這些未來的作曲家，他們也經常來找非常信任的李老師傾訴創(chuàng)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1986年，李西安開始兼任《人民音樂》雜志的主編。這時恰逢第五代作曲家們學有所成、準備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之時，李西安和《人民音樂》便給予了大力支持，參與主辦了其中的多場音樂會。通常，音樂會前由李西安主持召開記者招待會；音樂會后，又在《人民音樂》上以“青年音樂家”的專題形式，為每位作曲家刊發(fā)數篇由他人撰寫的音樂會評論文章。而考慮到自己地位的特殊性，李西安個人從不輕易對他們的作品說三道四。短短兩三年間，李西安主編的《人民音樂》便依次發(fā)表了有關葉小綱、陳怡、瞿曉松、陳其鋼、許舒亞、郭文景、周龍、何訓田和蘇聰等人的評論數十篇。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還處于“冰雪初融”的階段，音樂創(chuàng)作領域對于現代音樂是否應該存在還處于觀望甚至爭論的時候，李西安和《人民音樂》就已經開始不遺余力地支持這些嶄露頭角的作曲家。這不僅需要伯樂的眼力，還需要對新生事物的熱愛和準確判斷，更需要挑戰(zhàn)精神和面對各種困難的勇氣。（本文摘自劉涓涓《情系中國新音樂創(chuàng)作——記音樂活動家、評論家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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