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文脈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傳播與交流

　　“交流”和“傳播”，在英語中雖同為一個詞，即communication，但這兩個詞的中文詞義側重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交流重在人與人的意義傳播過程，如何把個人和社會文化集團的經(jīng)驗，變成人際的動態(tài)關系，強調(diào)意義表達、接受以及反應中的文化制約；傳播注重傳播行為、傳播信息、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體裁，音樂是人類情感的共同語言。它不僅是一種最有效的文化傳播媒介，更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以及文化集團之間的一種重要交流方式。如何發(fā)揮傳播和交流的雙重功效，是中國音樂文脈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

　　中國音樂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取得必要的傳播效果，主要是在風格的交流上下功夫，“中國風”是中國音樂文脈最明顯的符號標識，它是音樂形式中最富于民族色彩的部分，與中國音樂的關系最為密切。

　　中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jīng)》，其中的“國風”便以 “風”為名輯集。劉勰《文心雕龍·風骨》曰：“詩總六藝，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卞X鍾書在《管錐編》（冊一）中的闡釋更為詳細：“言其作用，‘風’者，風諫也、風教也。言其本源，‘風’者，土風也、風謠也，今語所謂地方民歌也。言其體制，‘風’者，風詠也、風誦也，系乎喉舌唇吻，今語所謂口頭歌唱文學也……‘風’之一字而于《詩》之淵源體用包舉囊括”。

　　同樣，在所有的文字符號中，“風”也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匯，它幾乎覆蓋了中國文化存在的各種語義場：自然、藝術、社會、人格精神，甚至科學領域。就像魯樞元在其《漢字“風”的語義場與中國古代生態(tài)文化精神》一文中總結的，“風”這個詞，更具有中國漢字特有的文化繁殖能力，圍繞它所展開的，“實際上就是一個活力充盈、生機盎然的‘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它濃縮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大智慧，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有機性、整合性�！痹诖宋恼轮�，作者還對部分辭書中的“風”作了個統(tǒng)計，如1983年版的《辭源》收錄了以“風”字打頭的條目168個，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的《辭�！分惺珍浟�204個，足見漢語中“風”的使用頻率之高。

　　音樂傳播和交流中，要理解音樂的意義，要理解音樂的“美”，都需要“文化符碼”。音樂的“中國風”是新時代中國的一種文化符碼。在所有的文化藝術體裁中，音樂對傳播“中國風”有著特殊的功能。音樂的傳播意義取決于它的文化規(guī)約，其審美文化功能的發(fā)揮同樣取決于文化規(guī)約，文化規(guī)約也就是音樂傳播中的“文化符碼”。音樂和歌曲，從漢語的歌詞意象，到旋律唱腔都深藏著中國的“文化符碼”。

　　這種“文化符碼”不僅是理解中國之美的元素，更是表現(xiàn)力量的鑰匙。小到一首歌，大到一首大型的聲樂作品或交響樂，甚至一場舞臺劇，都可以表現(xiàn)出鮮明的中國風格。而所謂“中國風格”往往是多元組成的，各省區(qū)，各少數(shù)民族都有相當獨立的音樂風格，它們共同組成了“中國音樂風”的構成符碼和解讀符碼。

　　中國的不少音樂人都在創(chuàng)造性地承傳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譚盾用《易經(jīng)》思維來理解和創(chuàng)造作品，在其《影音生命的“對位”格局——淺談電影藝術中的“對位”思考與合作》一文中，他曾說到：“《易經(jīng)》對電影作曲家來說是非常天衣無縫的教材，就像64卦的變換與平衡，在電影作曲當中也同樣受用�！倍�在他的交響樂中，他的音樂版的《女書》，努力的目的非常明確：“交響樂是很好的載體，我的《女書》一定要上這條船，上了這條船以后，《女書》還是《女書》，但是它能夠走到更多的國家，能夠站在世界的舞臺之上�！�

　　中國音樂家希望把中國的音樂傳到世界的角落，對中國音樂傳統(tǒng)和“中國風”的理解和體會，就不會落在抽象概念之上，更多的是具體元素的構成方式。這些在《青年作曲家心態(tài)錄——部分青年作曲家參加“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作曲家音樂節(jié)”文稿轉載》中已經(jīng)可見思考的端倪。音樂家陳怡描述道：“從中挖掘其韻味、特征等，運用新觀念和新技術進行再創(chuàng)造。遠古圖騰的威力感、青銅饕餮的獰厲美，漢藝術古拙夸張的氣勢，盛唐草書龍飛鳳舞的節(jié)律性；老子的清高淡遠、佛家的虛實領悟；蘇軾的豁達大度、清照的多愁善感；胡琴運弓的行云流水、京板鼓傳神的‘節(jié)骨眼’、廟會攤中那千姿百態(tài)的泥布娃娃……我把他們?nèi)圩⒂趥�性化的現(xiàn)代創(chuàng)作之中，既力圖從中把握一種純粹的，或者是經(jīng)過改造的民族氣質與精神，用以外化為音樂本身”。作曲家郭文景談到自己的作品《蜀道難》中的四川音樂符碼，說道：“四川是個具有奇異色彩的地方，民間音樂的氣質極為獨特不凡，那川劇音樂有通鬼神的氣韻……那音樂真是集了四川大山險川之精華。”

　　瞿小松的《Mong Dong》，以云南滄源佤族地區(qū)抽象的原始崖畫為靈感，表達了對傳統(tǒng)文化和蠻荒時代的想象。他將原始風貌的民間音樂元素，用未加雕飾的自然發(fā)生的人聲，以及無意義的唱詞、微分音、非三度疊置和聲、非常規(guī)的演奏糅合起來，形成一種特殊的音色和音響，以表現(xiàn)一種“粗樸無華簡單稚拙”的“原始人類同自然渾然無間的寧靜”。

　　中國的強盛，讓藝術家們更為自信地去傳承和發(fā)揚中國豐富的音樂因素，這不是一個抽象問題。音樂的風格符碼必須具體：它們來自悠久的中國傳統(tǒng)，也來自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在音樂傳播和交流中，越是具體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國的音樂人，以中國的文學、哲學、文化傳統(tǒng)，以及民間文藝素材，建構音樂的精神與靈魂，來傳承中國的音樂文脈，以中國人的感受性來影響“一帶一路”沿線期待與我們交流的人們。我們的音樂觀念和形式，必然會在交流中傳播，在傳播中交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內(nèi)容摘要：“交流”和“傳播”，在英語中雖同為一個詞，即communication，但這兩個詞的中文詞義側重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交流重在人與人的意義傳播過程，如何把個人和社會文化集團的經(jīng)驗，變成人際的動態(tài)關系，強調(diào)意義表達、接受以及反應中的文化制約；傳播注重傳播行為、傳播信息、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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