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方音樂：學科和學會

——對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秘書長王晡老師

    中國·西方音樂學會（Society for Western Music in China）為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下屬學術團體組織，宗旨是團結會員從事有關西方音樂的教學、研究和交流工作，廣泛地與國內外相關學術組織進行聯(lián)系、合作，加強中國和西方的音樂文化交流，促進我國西方音樂的學科建設。學會由從事西方音樂的教學、研究、傳播和普及工作者組成。學會名譽會長于潤洋；榮譽理事蔡良玉、陳宗群、高士杰、黃騰鵬、黃曉和、李應華、廖乃雄、劉詩嶸、毛宇寬、沈  旋、孫學武、譚冰若、王東路、嚴寶瑜、俞  抒、張洪島、張洪模、張己任、張  弦、鐘子林、卓仁祥；會長楊燕迪，副會長王晡、余志剛；秘書長王晡（兼），副秘書長伍維曦；常務理事鄧希路、李秀軍、彭永啟、孫國忠、汪申申、王  晡、姚亞平、葉松榮、楊燕迪、余志剛、周小靜。

學會第四屆年會2013年在沈陽召開

音樂時空（郭昕）：首先，我們想請您介紹一下西方音樂學科在我國的發(fā)展歷史。

王晡老師：中國的西方音樂學科起步于1920年代，以王光祁、蕭友梅為代表的音樂家以他們的著作和課程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西方音樂學科，他們當時的西方音樂寫作目的和關注點，尤其是對史學方法論的涉及使我們不能不敬佩。但是直到1940年代，長期的戰(zhàn)爭使學科無法得到前進。1950年代開始，受到蘇聯(lián)和東歐的影響，我們的學科進入曲折發(fā)展的階段，一方面對西方音樂開始了深入的介紹，另一方面“庸俗社會學”的確也給我們帶來難以消除的后果。這時中國人代表性的西方音樂史成果是張洪島主編的《西洋音樂史》（即1983年公開出版的《歐洲音樂史》）。1980年代開始，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全面轉向，西方音樂學科也同樣從面向蘇聯(lián)東歐轉向了西歐北美。這期間有兩個突出的特點，開始大量翻譯西方音樂學家的史學及其理論著作，前期以格勞特、帕利斯卡的《西方音樂史》、保羅·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樂》和亞伯拉罕的《簡明牛津音樂史》為代表，后期以克里斯坦森的《劍橋西方音樂理論發(fā)展史》和諾頓音樂斷代史為代表。另外中國人也有大量西方音樂史著出版，篇幅和影響最大的是于潤洋主編的《西方音樂通史》，其他比較重要的西方音樂史作者還有錢仁康、沈旋、李應華、劉經(jīng)樹、蔡良玉、鐘子林、黃曉和、余志剛、葉松榮等。從各具30年歷史的這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出學科發(fā)展的過去，看到從起步到進入規(guī)范的近百年的發(fā)展軌跡，從翻譯、介紹、研究和寫作上都有許多逐漸成長的成果�？偨Y學科的進步和收獲能使我們振奮，并感覺到責任重大。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傳播、研究不但在音樂發(fā)展，而且在中國的整個文化、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無法忽視的積極作用。當下的學科發(fā)展可以從方法和理念、成果和進步、組織和群體、研究和教學等等各方面來看。

音樂時空：西方音樂學會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成立的？

王晡老師：成立西方音樂學科的一個組織，是學科中人長久以來的愿望，因為大家都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家，一個學術家園。1986年5月我在天津音樂學院組織了全國性的美國音樂研討會。1985年末，我在音樂研究所工作，院長楊金豪告訴我下年5月有幾個美國專家集中來訪，要我組織一些學術活動。以前我在校內作過美國音樂講座非常受歡迎，我想可以乘機搞一次美國音樂研討會，聯(lián)系了校內外許勇三、鐘子林、蔡良玉等專家，最后在5月26~30日終于成功地舉辦了國內外近80人參加的美國音樂研討會。這次會當時被定義為中國第一次以一個國家為對象的專業(yè)學術會議，被理論家譽為當年中國音樂界的大事。會議閉幕前一天晚上，我和到會的一些代表商議建立一個學術組織，并連夜到楊院長家里確定組織人選等，第二天在閉幕式上宣布成立美國音樂研究會，之后報請中國音協(xié)批準成為所屬的一個學術組織。

    第二年在天津音樂學院又召開了蘇聯(lián)音樂研討會，成立了蘇聯(lián)音樂研究會。接下來1990年4月在北京電影學院召開了第二屆外國音樂研討會、5月在濟南召開美國音樂研究會第一屆年會。1995年《中國音樂年鑒》學術研討會在開封召開，會議主題之一是西方音樂研究，學界的老師來得很多。也是在閉幕前一天晚上，我和蔡良玉老師在賓館前廳舊沙發(fā)上坐等去于潤洋老師屋里聊天，說起可以商量再開一次西方音樂研討會的事。那晚于老師屋里擠滿了人，一提出來，大家都非常贊成，并推舉了5人：于潤洋、蔡良玉、楊燕迪、彭永啟和我組成籌備小組。第二年春天在中央音樂學院于老師家開了一次北京來人較多的籌備會，主要是確定會議主題，結果我提出的“西方音樂史學方法”被一致接受。到1998年在中央音樂學院召開了第三屆西方音樂史學術研討會。這次會是在上世紀末對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做出歷史性全面回顧和反思的重要會議。會議后，如果在21世紀初我們能夠進一步實現(xiàn)成立學術組織的目標，必定會極大地促進我們在這個學科中堅持不懈地求知、求道，持續(xù)地發(fā)掘、借鑒、總結和擴展方法，在冷靜思索中不斷解放思想，創(chuàng)造學術權威，把學科建設推向前進的目標�？紤]到學科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為了更好地整合力量、開展對內和對外交流，促進這個在中國的音樂文化建設事業(yè)中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的學科的建設，會議決定由我和蔡老師負責籌備建立西方音樂研究會。會后把報告交到中國音協(xié)，很快就收到了同意成立的批文。但我和蔡老師說，批文中有關“美國音樂研究會和蘇聯(lián)音樂研究會都合并到西方音樂研究會中”的字句，美國音樂研究會沒問題，主要是我們商量就可以，但是蘇聯(lián)音樂研究會是另外一些老師，我們不能替代，所以最好刪去這話，于是給音協(xié)回信說明此情，但此后音協(xié)沒有再回復，因此成立西方音樂研究會的事也就拖下來了。

    2000年冬，我從天津音樂學院被引進杭州師范學院，當藝術學院常務副院長，就又有了繼續(xù)建立組織的機會。2003年6月我和蔡良玉老師聯(lián)系當年冬召開美國音樂研究會杭州年會，同時我起草了一封籌備建立西方音樂研究會的信給于潤洋、沈旋、蔡良玉、李應華、楊燕迪、余志剛老師，請他們同意的話在信上簽字，9月4日把七人簽字的信寄到中國音協(xié)，22日收到音協(xié)積極肯定的回函。12月13日我到中央音樂學院開了11人參加的籌備會，12月22日，在美國音樂研究會年會期間，又在杭州開了9人參加的第二次籌備會，通過了學會章程、確定了學會名稱和領導機構，第二天在年會會場上宣布了西方音樂學會的成立。在音協(xié)2004年5月17日正式批準文件收到后，向全國音樂界公布了學會的成立——這就是延續(xù)至今，也希望能永不衰老的“中國·西方音樂學會”。回顧這些歷史，雖然也是一波三折，但是由于順應了潮流，又有學科中人的支持，終于使我們有了組織群體之家，可以相互交流、展示成果，討論學科發(fā)展問題，使中國的西方音樂有了自己的學科家園。

音樂時空：學會成立至今，舉辦過哪些重要活動呢？

王晡老師：我們可以比較自豪地說，學會成立以來，持續(xù)、積極和有成效地開展了密集的學術活動。從2005年第一屆上海年會（主題是西方音樂的教學理念與實踐，并舉辦了學生論文評獎）后，除了2007年西安年會（西方音樂作品的解讀——歷史·分析·批評·方法）、2010年廣州年會（學科交叉與比較——開放性的西方音樂研究）、2013年沈陽年會（西方音樂研究的中國視野和西學前沿）這些大型活動外，年會休會年份也都有中小型的活動，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外國音樂經(jīng)典論著翻譯出版研討會”（鄭州，2007），“西方音樂史方向研究生培養(yǎng)工作會議”（天津，2008），“綜合性院校西方音樂史學科發(fā)展研討會暨講習班”（濟南，2008），“綜合性院校教學工作研討會暨講習班”（武夷山，2009）等。最近幾年的活動還有“西方早期音樂研討會”（北京，2011），“音樂理論比較研究國際論壇暨《劍橋西方音樂理論發(fā)展史》中文版首發(fā)式”（北京，2011），“瓦格納國際學術論壇”（上海，2012），“西方音樂學會青年學者論壇”（成都，2012），“春雨潤物、學海成洋——于潤洋八十春秋學術研討會”（北京，2012），以及“西方音樂研究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學術研討會（上海，2013）、“音樂評論與中國演出業(yè)態(tài)發(fā)展前沿論壇”（上海，2014）、“西方音樂學科在中國的未來發(fā)展高峰論壇”（北京，2014）等專題會議或論壇。這些活動極大促進了學科的發(fā)展，也留下了我們學會的行動印跡。

音樂時空：學會在國內學界是否受到關注？現(xiàn)在擁有多少會員？

王晡老師：學會目前的會員人數(shù)是551人，在國內的音樂專業(yè)學會中不是最多，也不是最少的。其他學會，有的我們了解多些，也有的少些，各學會都有自己的優(yōu)勢和弱項，不過，我們能夠有把握說的是西方音樂學會是其中活動積極、卓有成效的一個。說笑，哪天如果音協(xié)要評選優(yōu)秀學會，我想我們一定是不會名落孫山的。以前的美國音樂研究會就受到過音協(xié)領導的高度評價，書記處書記張非同志多次表揚說我們是音協(xié)所屬學會中活動最積極的一個�，F(xiàn)在的西方音樂學會同樣也是這樣，這是我們的傳統(tǒng)。

在中央音樂學院召開的第一次籌備會                

音樂時空：下一屆年會預計在何時召開？會議的主題又會是什么？

王晡老師：學會已經(jīng)研究決定2016年在福建師大召開第五屆年會，中心議題是“西方音樂斷代史研究”，正好今天可以在這里作個廣告，希望大家能早作準備，使這次年會能有更高的學術水平和實際效果。 

音樂時空：于潤洋先生提出的“音樂學分析”在學會內部是否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晡老師：你提的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應該被關注的問題。我們到底應該如何面對以無數(shù)經(jīng)典作品所構筑起來的西方音樂，始終是一個學科性的大課題。1986年在籌備美國音樂研討會時，由于學術工作也是我一人獨自負責，50多萬字的論文、譯文、資料需要一一審閱，修訂、定稿后，再拿去打�。ㄕf實話，我以前濃密的頭發(fā)就是那時由于天天開夜車而開始掉落的）。在審稿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那就是有兩類特點尤異的論文，一些有大量譜例，對作品作了詳細的分析，可是絕大多數(shù)沒有涉及對作品的意義理解，而另外一些則基本上沒有譜例、不涉及作品，總是在樂譜之外打圈圈，于是我在自己的論文中寫道：“我們必須避免美國音樂研究中的兩種傾向�！薄捌湟皇欠羌夹g分析，其二是純技術分析�！薄拔覀儜�該提倡的對美國音樂的研究方法是技術和非技術的結合、技術與史論的結合、技術與全方位的音樂學的結合�！�1993年，于潤洋老師的《歌劇“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發(fā)表，“音樂學分析”立即得到熱烈的響應，自那開始，逐漸形成了國內的“音樂學分析”熱，到2008年前后形成高潮，包括我本人在內，也寫過標題中有音樂學分析這個主題詞的文章（如《從音樂分析到音樂學分析》，發(fā)表在2007年西安年會，和《上海音樂學院五十年學術文萃1927-2007外國音樂研究卷》中）。至今你到網(wǎng)上搜索中文詞“音樂學分析”，會彈出無數(shù)篇文章來。其影響大大超出了我們這個學科的范圍，到處是“對某某作品的音樂學分析”，及五花八門的解釋和運用（包括對中國音樂作品的分析），似乎它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靈藥。差不多2008年開始，我注意到一個不尋常的現(xiàn)象，那就是于教授從1993年那篇文章后，并沒有在“音樂學分析”的路上繼續(xù)走下去，甚至有大量運用“音樂學分析”的實踐、在許多人用連篇累牘的文字研究這個方法，甚至用明確無誤的論述企圖把“音樂學分析”變成一種系統(tǒng)的分析理論和方法時，于老師都從來不表態(tài)，哪怕在一些重要的學術會上，被“音樂學分析”四面包圍，有點像要被逼得表態(tài)時仍然不作一答。這種情況的越來越明顯，使我終于想到要去尋找原因。后來又覺察到“音樂學分析”并不存在中文之外的對應詞這個問題，這個由Musicology和Analysis組成的聯(lián)合單詞，從中文和西文的語源上，實際上都很難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于是我2012年6月8日在電腦上用《“音樂學分析”的歷史反思》的題目開始探究，并寫道：“在‘音樂學分析’幾乎已經(jīng)無可懷疑地占據(jù)了中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方法論主流陣地的當下，有一天，一根神經(jīng)忽然被觸動，當我們跳出已經(jīng)被特定解釋、歷史經(jīng)驗和一窩蜂的理論闡釋包圍的圈子，站到一般的邏輯思維立場、外學科的圈外旁觀眼界和更廣泛的學科觀念去審視時，似乎‘音樂學分析’給人有點過于另類的感覺。”接下去即用“歷史回顧”、“沉靜態(tài)度”和“學理反思”三個部分作研究。我想我們有必要從當下的中國音樂學界的境遇中尋找“音樂學分析”的成因，有必要從學理和邏輯上來厘清它，因為這是我們必須要認識的問題，也是必定要我們中國人作出解釋的問題。而我同時還認為于潤洋老師在另外一個方面對我們這個學科的重大貢獻似乎并沒有被我們認真總結和給予應有的評價，那就是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對于老一輩的學科前人，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充分肯定他們對學科的貢獻，這樣才能使我們把這個事業(yè)繼續(xù)下去。

音樂時空：英美“新音樂學”的傳入，使我國的西方音樂研究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王晡老師：“新音樂學”進入中國視野之后所帶來的影響不下于保羅·亨利·朗的音樂文化史所造成的沖擊，想當年，朗的音樂史中之一章翻譯出版時，大家都長嘆一聲，原來音樂史是可以這樣來寫的，影響之大，也可以用許許多多的“仿作”出現(xiàn)來說明。而新音樂學也的確啟示了中國人運用符號學、結構史、闡釋學、社會學、文本批評方法等等來研究西方音樂，也掀起了更多地翻譯西方音樂史論著文論的熱潮；而更重要的作用則是推動了國人在看待西域文化時的方法意識，或者說要自己去研究“研究方法”的覺醒。而這樣的覺醒可能帶來的結果會是巨大的、不可限量的，因為那是一種原動力，就像是上帝對宇宙的一指，我們在電源鍵上的一按，永動機上最初的給力，一切可以展開和延續(xù)的發(fā)展都從那一閃而開始。我們希望這一個動力能夠永遠啟示中國人，我們可以用中國的智慧去看待西方文化，我們能夠得到不同于西方人的自己獨特的認識，只要我們開拓了新的方法。

音樂時空：西方早期音樂與現(xiàn)代音樂逐漸升溫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在這些領域已經(jīng)取得的重大進展有哪些？

王晡老師：西方早期音樂和現(xiàn)代音樂一直是我們研究的弱項，但是兩個歷史時期的研究對我們來說意義有很大的不同。有關早期音樂，我在自己的《西方音樂史》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巴洛克音樂的被認識是從大約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可以把到1850年代已有大量巴赫作品被出版作為象征性事件），而在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開始，“再認識”逐漸形成高潮，時間范圍擴展到整個1750年前的早期音樂，包括中世紀、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音樂（實際上更應該包括古代音樂——起碼是古希臘和古羅馬音樂），西方音樂史的這種歷史主義（Historicism）傾向，形成了包羅萬象的“早期音樂復興”（early music revival）現(xiàn)象。音樂史學術界有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現(xiàn)，許多相關作品、樂譜（特別是凈版樂譜）、人物、文獻和事件被發(fā)掘和重新評估，專門研究早期音樂的刊物，如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開始出版的Early Music，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開始出版的Early Music History，和大量專著、樂譜和曲目出版，早期音樂被列入音樂百科全書條目（如《New Grove-2001》），研究意義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價值高度。在回顧歷史中，還探討歷史在當下的現(xiàn)時性意義。成果不但出現(xiàn)在早期音樂表演團體、研究所（如倫敦古樂學會）、專門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表演藝術界更是用原始的早期樂器、復原的早期樂器、仿制的早期樂器，或用現(xiàn)代樂器等各種方式“本真”（authenticity）演繹早期音樂，討論早期音樂的演奏方式和現(xiàn)今標準，作歷史性演奏（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mance-HIP）的風潮極度擴展。在21世紀還有許多開發(fā)所謂現(xiàn)代仿制的“時代性樂器”（period instruments）作適合于現(xiàn)代聽眾需求演奏的“時代性演奏家”（period perfomerts），出現(xiàn)了大批人們原本不熟悉的早期音樂表演的專家、大師和新的團體等等，包括通曉早期音樂律制、手稿、文獻和記譜特點，編輯和整理、出版早期音樂曲目和作品的專業(yè)“早期音樂編輯者”（the early music editor），及不可勝數(shù)的、數(shù)量和品種都極多的新的CD、DVD被錄制和發(fā)行（如NAXOS公司的Early Music系列CD）。早期音樂復興并不單純是“復古”，這種回顧歷史的傾向還表現(xiàn)出更深層次的人們對現(xiàn)實的反思和批評，因此它也是西方人文主義在當代復活的突出表現(xiàn)之一。這里我先把這段文字拿出來和大家討論。

至于現(xiàn)代音樂則是另外一件事，我想20世紀西方音樂對我們來說，不完全是歷史，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們的親歷，我們一定程度上掌握著社會、文化背景的一手資料，我叫它“歷史”，所以我們有權親自去解釋它，不必完全聽別人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更加自主地認識它，尤其是判斷哪些是經(jīng)典，研究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作品，總結有什么新的風格潮流。即我在北京會上所說的“不斷地開掘經(jīng)典：發(fā)現(xiàn)被忽視的經(jīng)典、匡正被誤讀的經(jīng)典和肯定新發(fā)生的經(jīng)典�！北救说母杏X可以歸結為一點：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以來）西方音樂的新的發(fā)展可以用人文主義的復活或“新人文主義”的產生來總結。當然這需要我們更加擴展我們的交流眼界，通過各種途徑、方法了解實際，不斷開拓新的方法來研究當代，得到認識。人活一世，最愜意的莫過于增加了認識，因為作為置身音樂者，這是和創(chuàng)作一樣的最美妙的創(chuàng)造。從學科發(fā)展角度來說，把“早期”和“20世紀”提到桌面上來，也具有使我們的西方音樂史完整而避免大的時段性缺失的意義。

音樂時空：目前，國內西方音樂研究存在哪些重要問題有待解決？

王晡老師：我想我們這個學科最大的進步莫過于認識到西方的學科進步，因此覺悟到眼觀西方、引進西方的重要，同時也積極地去實踐；而同時我們還需要意識到，引進是一個無窮的事業(yè)，西方的發(fā)展不會停止，我們的引進也永遠不會停止；而另外，就需要我們不要停止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不要用引進取代自己的研究，不能以轉述取代自己的創(chuàng)造，這就是當下學科中最核心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好在已經(jīng)有一些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所以我們必將在這點上有所突破。

音樂時空：在今后國內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方向、方法將會有何種新取向？

王晡老師：在解決了有沒有必要作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之后，我們就會在避免一律都是轉述的過程中，在艱難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逐漸摸索、找到自己在原創(chuàng)性寫作中特殊的方法。已經(jīng)有一段時間不少學者主動或被動卷入有關中國人的視角、視野的爭論，而這就是一種跡象，一種中國人原創(chuàng)性研究中方法論意識的跡象。其實，早在20年前我們就已經(jīng)開始這個討論了�？梢灶A料，這種討論會在理論上得到一些啟示，而同時研究和寫作的實踐也將證明我們在西方音樂史學方法中能不能的確有所開拓。我們可以把這種中國人對域外的西方音樂史的有價值的研究稱為創(chuàng)新性研究。

音樂時空：學科的發(fā)展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zhàn)？

王晡老師：說機遇，主要是說我們有比較好的社會環(huán)境。與1970年代前相比，學術研究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語，這是過來人都會有切身體會的；而另外自由度也表現(xiàn)在我們自身思想上對迷信的破除，這種精神解鎖帶來的自由則是最根本的解放，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機遇。說挑戰(zhàn)，我認為主要還是在中西文化的關系上，這在中國當代仍然是一個大的扭結，我們不時會從各界聽到對西方音樂的不敬之聲，這些總是打著發(fā)展民族文化的大旗背景所發(fā)出的“愚蠢”，他們對不同文化關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地球村時代之前。我們無法救治他們，那就只管自己按著真理去做就是了，這里我們會想起中國偉大知識分子魯迅的那句著名的話，我覺得那是中國人的真言，照做就是了。

音樂時空：目前，西方音樂史學科在國內高校的教學現(xiàn)狀是否樂觀？

王晡老師：從我自己在高校的教學實踐、跟許多高校西方音樂史任課教師接觸、看過不少教材，更多地是和高校畢業(yè)生有深度交流，對這個是有看法的，總的來說問題相當大。我們高校的絕大多數(shù)西方音樂史教學并不是把西方音樂當作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去理解和教學，而是背知識、講趣聞，更無法對作品作出起碼的分析，包括音樂分析和意義分析，結果對西方音樂這一西方文化的偉大創(chuàng)造，完全沒有理解。許多地方熱衷于形式的時尚化，用了相當大的精力去作PPT，涌現(xiàn)了無數(shù)“精品”課程，校級、省級甚至國家級，上課時看來熱鬧、輕松，非但本質性的師生交流無從談起，史學理念、文化理解和音樂闡釋也根本談不上。各地區(qū)教材出版無數(shù)（最近我讓學生在“前沿信息”課上去作中國西方音樂史資料索引，統(tǒng)計出來中文版的西方音樂史書竟有159種之多，把我嚇了一跳，因為原來我不太保守的估計是三四十種），除了還算能沒歪曲、誤解的轉述，沒抄錯的轉抄之外，根本談不上嚴謹?shù)膶W術性。有的學�，F(xiàn)在還用“外國音樂史”帽子套在西方音樂史上，基本的理念即使在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科中也落后了20年。有的老師兼教中國音樂史和西方音樂史，這原來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因為不懂中國史就不懂西方史，不懂西方史也就不懂中國史，兼教可以讓你涉及兩個歷史領域，從比較中得到深刻的、只涉其一不可能得到的認識。但是問題在于，他可能既不懂西方史也不懂中國史，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這在嚴肅的教育體制中應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我們這里卻司空見慣。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其中一些比較優(yōu)秀的同學考上了西方音樂史研究生，就出現(xiàn)了上真正的西方音樂史課時方才恍然大悟“原來音樂史是這樣的”的笑談。從我們的高教體制的目的是培養(yǎng)什么什么接班人，而不是讓人類優(yōu)秀文化得以傳承所帶來的基本問題，在西方音樂史的教學中也可以得見一斑。當然，這又不是靠我們個人能力所能解決的，所以我們每個西方音樂史的教學者一定要從我們所進入的這個西方文化學科的基本特點——人文主義基點出發(fā)對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學習、研究，發(fā)揮學科的文化優(yōu)勢，逐漸改變教學現(xiàn)狀。整整五年前，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西方音樂史教學中的十個關系》在“2009·武夷山·西方音樂學會綜合性院校教學工作研討會暨講習班”上講過，希望有時間能再認真修改后拿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

音樂時空：學會對研究生教育也給予了極大關注，比如2008年召開的“中國·西方音樂學會研究生培養(yǎng)工作研討會”，目前國內西方音樂史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yǎng)的整體趨勢如何？

王晡老師：各校的情況有所不同，總體上說，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但比本科好得多，因為許多院校的確在研究生教學中給與了重點傾斜，同時導師制也迫使教師顧及自己的“聲譽”而具有起碼的責任心。從專業(yè)方向的設置和學位論文所體現(xiàn)的情況來看，也不斷有些人才涌現(xiàn)。西方音樂學會有意地用“青年論壇”的方式來扶植和促進這些青年人，前年搞過一次，明年會有第二次，也會有很好的效果。在研究生培養(yǎng)上，由于本科階段的先天不足，許多人西方音樂史的基礎不好，包括知識、能力、品格，特別是方法論上欠缺較多，因此出現(xiàn)有可能在某一個點上他可能做得較深，而宏觀上卻非常弱的情況，如我見到過西方史或技術理論的博士都不懂nomos、tonos、阿爾貝蒂低音、辟卡特三度等等，非常令人不解，而在對西方音樂史的人文理解上就更不能恭維了。這樣的發(fā)展，必定使我們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擔憂將來。

音樂時空：你對西方音樂學科在我國的基本狀態(tài)和前途有什么估價？

王晡老師：作為一個學科，它首先要在所涉的學科對象、范圍、方法、意義、隊伍等有明確的基本概念、形成體系，而在這點上，我們已經(jīng)有了積累。學會家園中的500多位同仁，是中國的西方音樂學科發(fā)展中觀念進步、學風嚴謹、重視方法的基本學術梯隊的中堅力量。四代學人，在學術研究和方法上不斷進步，有了一些較有影響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學科教學體系、教學方法和教學經(jīng)驗，并在全國范圍的文化建設中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說已經(jīng)形成了學科建設的基本架構。

在學科的總體發(fā)展中，就如我前面所說，經(jīng)過1920-1940年代、1950-1970年代、1980-2010年代，三個30年發(fā)展之后，目前正處於一個前進和如何前進的轉折時期。恰好不久前在北京的一次學科發(fā)展高峰論壇上，大家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個人的看法，可以說學會的建立和活動為學科發(fā)展鋪就了一個平穩(wěn)而積極的道路，現(xiàn)狀是正常而充滿希望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以更加睿智的眼光、更加理性的分析和更加急迫的意識，促成更加大膽超前的行動的話，才能跟得上飛速發(fā)展的社會，適應接下去可能發(fā)生的更加巨大的社會變革。

就寫史來說，我們可以不喜歡某個人、某些作品、某種風格，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音樂史發(fā)展中的事實，對它們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音樂史學史中，編年史的素材由不同的方法觀念而形成不同的史學風格，從史前史開始到當下，音樂資料史、音樂作品史、音樂事件史、音樂人物史、音樂大師史、音樂社會史、音樂風格史、音樂文化史，林林總總，從形式上說還存在通史、斷代史，和各種類型史（理論史、技術史、種族史、國別史、體裁史、表演史、樂器史）及跨界史等。我們需要了解和區(qū)別史學中的：歷史——歷史本體，“歷史”——歷史親歷，和《歷史》——歷史文本。1998年，我曾經(jīng)在北京“第三屆全國西方音樂史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發(fā)言中聲稱“中國應該有一部能夠被西方音樂史的主人——西方人所器重的西方音樂史，它既不是單純以階級斗爭為主線的‘社會史’，也不是西方權威的音樂風格史、音樂文化史的簡單套用或仿制。這是以我們獨特的文化視角去審視，在東方文化的基點上去比較地分析，保持了批評的距離的一部真正現(xiàn)代中國人的西方音樂史。它應該體現(xiàn)‘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歷史觀，把現(xiàn)時的‘我的’或‘我們的’眼中的西方音樂的歷史反映出來�！边@就是我所理解的這個“中國·西方音樂學會”、這個學科要去努力做的。

大家在教學和其他實際工作中都各有貢獻和特點，也存在不同的弱點。為了事業(yè)的未來，我們要在不斷的歷史回顧中注入動力，在歷史反思中增添理性，不斷地突破和開辟新路，不斷地用啟蒙精神推動學會發(fā)展和學科的前進。

音樂時空：學會對未來發(fā)展有何規(guī)劃？

王晡老師：未來發(fā)展，學會能作的、也想要作的事很多。我們都注意到自己面對的學科的DNA特點，力求使自己的參與也保持這樣的素質，那就是在西方音樂史這個藝術科學領域的理性和人文主義，因此我們的在學術界的口碑也是比較好的。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沒有缺點，起碼在聯(lián)絡各路人馬，尤其是偏遠地區(qū)的學科從業(yè)人員上；在更有效地解決各地會員日常的教學研究工作中的問題上；在發(fā)揮網(wǎng)絡作用，宣傳學會，更好地吸引公眾參與上；在投身學術研究的同時，作好顧及普通民眾和西方音樂愛好者需求的工作上；在更好地發(fā)揮學會的社會作用上；在如何以新的形式推出我們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上；在和世界的學科聯(lián)系、交流上；在更好地利用微信等現(xiàn)代科技手段設置更廣闊的聯(lián)絡窗口上；在更主動地把對話式的學術活動推進到高等院校中去等等，都還有許許多多想到了、也要努力去作的事情。生命在于運動，學會有這么多具體的工作去要我們做，我們必會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

    西方音樂有獨特的人文特點（重視人的歷史作用）、視界特點（和世界的聯(lián)系）、實踐特點（作品為中心）和理性特點（比照歷史關心現(xiàn)實）。我們祈求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的DNA——人文主義的本色會在我們這個特定的學科中起到排除毒素、抵御腐蝕的作用，我們希望這方文化的感染力能像一支天然的防御劑保佑我們這個學科仍然能夠總是走在正軌上。作為人類精神和文化的研究者，作為思想者，中國的西方音樂學科的學者們學生們會努力在音樂這門最浪漫的藝術學科中使理論綻開出燦爛的科學之花，在朝向這一學科的終極目的──豐富人類的文化和精神的道路上，展現(xiàn)新世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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