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膽推測“一鐘雙音”

　　1969年，黃翔鵬被下放到團泊洼干校。在干校種菜，天天干活，然后是政治學習，剩下的時間他就抓緊研究，以至于一年多沒有給家人寫信。周沉對女兒說：“這人是活著呢，還是死了?”她讓孩子去干校看看。十幾歲的黃天來跑到干校，看見父親為了搞研究，獨自住在化肥倉庫。濃烈的化肥的氣味特別嗆，四年下來，黃翔鵬的氣管給熏壞了。多年后黃天來說：“干校的化肥味道最終殺害了他�！�

　　1977年，“解放”了的黃翔鵬參加呂驥組織的考察小組為晉陜編鐘測音。他們在太原測完音，人家說：“你們用編鐘給我們敲個樂曲吧?”“敲什么呢?”“敲《東方紅》吧!”

　　黃翔鵬在編鐘上面找，正鼓音(正面敲)缺少一個音，演奏不了《東方紅》，他就在側面敲出了所缺的音。當時他以為是偶然現象，但沒想到在陜西、甘肅，他看到兩套編鐘正鼓有花紋，側鼓還有一個小花紋。翻起來看，還有撮磨的調音痕跡。敲出來剛好與正鼓的音相差三度，而且具有規(guī)律。于是，黃翔鵬就提出了“一鐘雙音”的看法。

　　研究員秦序說：“1977年，黃翔鵬完成了關于雙音編鐘的論文，在不定期音樂刊物《音樂論叢》上只發(fā)表了上半篇，編輯部覺得反對的人多，沒把握，就給掐掉了。‘一鐘雙音’沒有文獻記載，過去都不知道，所以黃翔鵬的大膽推測，確實不容易被學界接受。恰好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家到工地現場一看，雙音編鐘!而且上面明顯標著一鐘兩音，清清楚楚，一敲很明確;再看里面，調音痕跡也很明確。證明黃翔鵬的猜想完全正確�！�

　　秦序后來寫過文章說：“一個推測，很短的時間就被地下發(fā)掘的實物證實，這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好像老天爺有意讓它證明掉�！�

　　音研所中興 幸虧有他

　　20世紀80年代，整個學界的面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是音樂學，每一個曾強搬蘇聯模式的學科全部都煥發(fā)出了活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入新的時期，音樂研究所也處在轉型的關鍵時刻，新的思路呼之欲出。喬建中說：“經過‘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破壞與動蕩，從李元慶去世到楊蔭瀏去世這五年間，音樂研究所真的沒有了主心骨。”

　　在這歷史的關節(jié)點上，所里的員工和上級主管部門共同選擇了黃翔鵬。喬建中評價：“黃翔鵬和楊蔭瀏一樣，不僅有浪漫氣質，而且有奉獻精神。我覺得黃翔鵬出來主持工作，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1985年3月28日，比楊蔭瀏小近30歲、比李元慶小近15歲的黃翔鵬，經過正式選舉上任了。黃翔鵬以其非凡的才華和勤勉的工作態(tài)度，完成了音樂研究所在新時期的“整體布局”。喬建中說：“黃先生一方面忠實地繼承了楊所長的傳統(tǒng)，完全接受了音樂研究所獨特的血統(tǒng)和作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從而成為研究所承前啟后的一個標志性人物�！�

　　黃翔鵬一上任就明確了“開門辦所，以資料為中心”這兩件事。他把全所的工作集中到“三刊三典”上，“三刊”指的是：《中國音樂學》季刊、《中國音樂年鑒》年刊和《音樂學術信息》雙月刊�！叭�典”則是《中國音樂詞典》及其續(xù)編、繆天瑞的《音樂百科辭典》和《二十世紀外國音樂詞典》。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思路。

　　然而，對黃翔鵬在每個學科中貫徹“以資料為中心”的思想，不少人私底下存在抵觸情緒。1987年，韓鍾恩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yè)，直接到研究所參加了工作。那時，黃翔鵬擔任音樂研究所所長已經兩年了，研究所正按照黃翔鵬的指導在走。韓鍾恩說：“當時我們很不理解，我們是研究員，怎么變成資料員了?尤其是剛剛出道的人，總想做研究，怎么能去做資料呢?”后來他開始逐漸意識到一個成功的研究員，一定是一個對資料極其熟悉的人。所謂資料，不是搜集文字，而是腦子里對這個文章、意圖，都要清清楚楚。黃翔鵬的思想具有創(chuàng)新性。“研究所對我的培養(yǎng)影響了我的一生�！�

　　一位37公斤的歷史巨人

　　1989年夏天，黃翔鵬留起了胡子。后來，他因肺心病住進了醫(yī)院，醫(yī)生要求把胡須刮掉，因為胸前蓬亂而長的胡須不利于清潔。黃天來知道父親蓄須的意義，試探著說：“給你修理一下胡須�！秉S翔鵬同意了。黃天來也沒有徹底剪掉父親的胡須，一直到最后，黃翔鵬是留著胡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