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指揮家邊巴
西藏著名作家、區(qū)文聯(lián)主席扎西達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過一部妙趣橫生的作品,叫做《泛音》,描寫西藏最早的一批交響樂專業(yè)學生在內(nèi)地學習,在拉薩生活的故事。那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年輕人在前排樂師的領子上夾自己的樂譜;嘗試最先鋒的作曲風格;還走遍拉薩的大街小巷,只為了尋找傳說中的一個古老聲音。
邊巴笑著說,《泛音》寫的就是他們那一批人的生活,他們是西藏第一批交響樂師。
1985年,在西藏藏劇團供職的邊巴獲得了一次機會,到內(nèi)地系統(tǒng)學習西方音樂。在中央音樂學院兩年學習之后,他又到上海音樂學院進行為期6年的深造,師從張國勇先生(現(xiàn)任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歌劇院院長)。張國勇先生在俄羅斯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曾以有史以來的最高分獲得了博士學位。嚴格和正統(tǒng)的學院教育,讓邊巴擁有了對西方音樂完整的了解和體悟。學完歸來之后,邊巴一直在自治區(qū)歌舞團擔任指揮工作。
在舞臺一側,記者對他進行了采訪。
西藏商報:您是學習西方音樂出身的,請問您最欣賞的作曲家是誰?您是否指揮過他們的作品?
邊巴:那太多了(笑)。我個人比較喜歡馬勒、勃拉姆斯、拉赫瑪尼諾夫,還有老柴(柴可夫斯基)。我也經(jīng)常指揮交響樂團演奏,比如去年我指揮演奏了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演出結束后,一個捷克人來找我。他說你們演奏的真好,他非常感動,還問我們?yōu)槭裁催x擇演奏《自新大陸》這么一部捷克人的作品呢?我說,德沃夏克是屬于全世界的,并不是屬于捷克的。(笑)
西藏商報:您現(xiàn)在主要的工作,是演奏還是創(chuàng)作呢?在西藏從事西方管弦樂的演奏,是否存在特別的困難?
邊巴:我的主要工作現(xiàn)在是演奏,當然也會進行創(chuàng)作。在西藏進行交響樂演奏,主要的問題是市場對交響樂的認知程度不高。我們的樂團也面臨著年輕人較少的情況,有斷代的隱憂。此外,有些年輕人也不太愿意進行器樂方面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有些浮躁,這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西藏商報:從西方音樂的角度出發(fā),您對藏族音樂有什么特別的感悟呢?
邊巴:我覺得我的使命感主要在于傳承藏族的音樂風格。藏族傳統(tǒng)音樂經(jīng)常體現(xiàn)出歡快、寧靜、慈愛的特色,優(yōu)美舒緩,沒有現(xiàn)代音樂那種明確的高潮,而更多是表達了希望人類和平、世界大同的美妙理想和關懷。
西藏商報:西藏古老的音樂元素和藏樂器如何與現(xiàn)代音樂融合?
邊巴:完全可以融合,例如我們這次演出的全部曲目,都是藏民族的音樂風格,卻是采用了民族管弦樂合奏的形式。其中有一部作品《兒女歡歌》,就采擷了雅魯藏布江下游的林芝和大峽谷的音樂風格,并通過現(xiàn)代方式進行組曲。
西藏商報:您最鐘愛的西藏民族樂器是哪一種?
邊巴:應當是法號,我覺得這種樂器莊嚴凝重,在樂曲中有強大的表現(xiàn)力。奏響時,讓人肅然起敬。
西藏商報:您怎么看待如今音樂界的實驗音樂風格?
邊巴:我覺得這種嘗試是有益的,但是前提條件是作曲家想要表達的主題是鮮明的;如果連這個都不清楚,不明確,僅僅是純粹的技術試驗,那么意義不大。因為社會真正需要的,還是真、善、美的音樂。
西藏商報:您怎么看待如今西藏年輕歌手的蓬勃發(fā)展?您認為西藏音樂的未來發(fā)展方向在哪里?
邊巴:如今的拉薩,大約每個星期都要出一張新的碟片,新的歌曲層出不窮。但是其中,在作曲方面并沒有挖掘本民族的音樂風格,在器樂方面的鉆研就更少了。許多歌碟甚至直接用了漢語歌和外文歌的曲調(diào),將詞換成藏文演唱而已。這樣的作品,大多以迅速成名為目的,的確太急功近利了,對本民族的音樂的挖掘,是比較膚淺的。
西藏本民族的作曲家,應當向捷克的巴托克(Bela Bartok)等作曲家學習。我們要傳承民族音樂,然后再努力有所發(fā)展。這不應當以標新立異為唯一標準,而應當有價值追求。例如漢族的崔健和蒙古族的騰格爾,他們是做流行音樂的,但是卻有自己的價值追求和風格。
藏族音樂未來的走向,我認為要強調(diào)責任感,認真挖掘本民族的音樂遺產(chǎn)。這樣才能出現(xiàn)杰出的作曲家,但這需要過人的天分和堅持的毅力,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西藏商報:那么您有比較青睞的年輕樂隊或樂手嗎?
邊巴:我今年52歲,到了我這個年紀,一般就不太急功近利了。因此,我和社會是脫節(jié)的(笑)。所以,我沒有要推薦的樂隊。
西藏商報:您現(xiàn)在還每天聽音樂嗎?您在事業(yè)上有何進一步的目標?
邊巴:我當然每天都要聽音樂,有交響樂也有流行樂,每天一定要聽。至于說到未來,我們這一代人,希望能對本民族的音樂有所發(fā)展,哪怕只走一步,只走一小步都可以。
西藏商報 杜冬